折中与中庸

太隐

1927年，鲁迅先生曾在《无声的中国》中写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，“中国人的性情总是调和的，折中的。譬如你说，这屋子太暗，须在这里开个窗，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。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，他们就会来调和，愿意开窗的。”在那个急需民族觉醒崛起的时代，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，但现在有不少人有意又或是无意那般，将那个“中”字引申为中庸，继而批评中国的中庸之道，这显然是不正确的，我们要知道，鲁迅先生在写文章的时候，他对文字的斟酌是非常有讲究的，所以弄清楚折中和中庸到底是什么意思非常关键。

折中，即折中主义，是一种西方哲学术语，也叫折衷主义，源于希腊文，意为有“选择的”，“有选择能力”，后来人们用这些术语来表示那些认同某一学派的学说，同时又接受其他学派的某些观点的论述，并不依靠某一特定的古代哲学派别，而是把一些不同的哲学系统相结合并加以阐述。19世纪法国哲学家库桑称自己的哲学体系为折中主义，声称一切哲学上的真理都已经被过去的哲学家给阐明了，不可能再发现新的真理了，哲学家的任务只是从过去的体系中批判的选择真理。但这种辩证方式明显是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无原则的拼凑在一起，把矛盾双方等同，容易混淆是非或东拼西凑的去无主旨的论述，而导致了缺乏个人立场和见解。若只论折中主义的基本理论，便是一种形而上学，且必然会让理论知识原地踏步。如今许多理论都有着折中主义的倾向，故往往批判的是原始折中主义中的立场和主张的模糊及逻辑混乱。当我们翻看人类历史的时候，折中主义在人类艺术、文学史等等上面也有着具体的体现，它不严格坚持单一的范式和理论，而是用多种理论风格或想法来获得对主题的互补见解，或在特定情况下应用不同的理论或表现手法，却又通常没有约束或规则来规定如何获奖，哪些理论应当被组合在一起，故往往也会因为作品的混乱表现和主题思想的模棱两可而受到批评，有时也会因在作品中创造出了不同寻常的效果而得到认可。

而我们中庸之道，谓之“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”、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煮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，意思就是上天赋予人和物的根本叫做性，在人身上即人性，在物上即物性，遵循本性的自然规律叫做“道”，修养人性自然的法规叫做“教”。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“中”，表现出来以后符合节度，叫做“和”。“中”是人人都有的本性，“和”是大家遵循的原则，达到“中和”的境界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，万物变生长繁衍的，所以西方的折中主义就像是在说一种理论挪用，而中国的中庸具体更偏向君子的行为标准和对天地万物的理解。重点在于西方折中主义和东方中庸其实都在批判模棱两可，而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”这句话后半句指的是，人可以表达个人的情绪和立场，但需要符合礼节和逻辑，这很合理，而这样的表达反而才是中庸，而非你不去表达，不去为自己做争取，麻木的或油滑的、讨好般的、模棱两可的去对待身边人，这不是中庸，更不是君子之道。甚至在明辨是非、不卑不亢的文人气节中，如此行为被认作小人，没有自身立场和气节，这是中庸之道的大忌。

古代文人往往有着明显的是非立场，如孟子所说“无是非之心，非人。”可以看出在大是大非的立场上，中国文人是不带中间地带的。所谓的中间地带，是指在礼节和道德中能够被讨论的空间，这反而是一种摒弃极端并争取辩证的理性主义。视“性”为人之本性，视“道”为万物理性之本，视“教”为人之理性规范。如鲁迅先生的“开窗理论”，君子不会马上阻止你开窗，反而要去询问你为什么要开窗。如果你能指出合理的且其他人信服的论述，君子应当支持你开窗，而若你要掀房顶，只因全屋人都快闷死，那也是正确的。不争取通风，反而是麻木和愚昧，不符合“道”，更不符合“教”。所以鲁迅先生在国人被欺负却不敢面对，不愿自我审视的那个时代，力图“开窗”，此言也只用折中二字，而非中庸，用词确实讲究且精准，至少鲁迅先生批判的不是理论上的中庸，而是在社会中假借中庸行折中之事的人。鲁迅在特定时代背景下，对所谓中庸的批判，并非纯学理的批判，而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。中庸之人反而应当支持开窗，因为这是对生命的尊重，对百姓的博爱和对国家的忠诚，这就是最大的是非之心。而且，“中国人”并非一个可被量化、可被标准化或可被全面观测的单位，它仅仅是一个过于泛化的标签。反而，我们应当指出，西方对折中主义的批评和我们对中庸的推崇，其实本身目也是为了形成一种具有自身立场的逻辑严密的辩证思维。马克思曾说：“任何事物都没有利与弊，有的仅是事物的两面性。”马哲就是守旧不重实践的吗？必然不是的，他反而是积极正视冲突且鼓励实践的理论。

中庸之人往往通过他者行为和其思维辩证来分辨群体，而非单纯的以表层特征划分，争取的是对极端和背道之人的批判，反过来说，也是在争取对理性话语权的保护，试图将两方的极端思维消弭，投入解决双方困境的实际活动中，以争取社会思想和平等关系的实质进步，这便是“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”的引申和愿景，只不过这种立场不在极端者所认知的二元对立的立场之中，所以极端者便会有意或无意的曲解中庸之道为油滑或懦弱，或折中主义，或毫无立场。中庸之人反而更应该考察当下的社会语境，做出博爱百姓同时明辨是非的君子之道，而非一味奉承大众，随大众之流。

回到开头，其实鲁迅还曾说过，“中庸是国人是为推崇的，但中国人却又是最不懂何谓中庸的，如果中国人哪怕明白一点中庸的道理，中国的问题也不会像这样复杂”。当我们在读四书五经的时候，其实九经就是在讲中庸之道，无论是治理国家地方、为官为政，还是君子修身养性、伦理道德，抛去其中旧有制度观念，对现在的借鉴意义是非常大的，中国五千年来遵循其中一二道理，如不能理解，也便很难看清中国的底层文化想给我们带来的经验和启示。

大儒郑玄曾说：“凡人自谓有知，人使之入罟，不知辟也。自谓择中庸而为之，亦不能久行，言其实愚又无恒。”中庸之道确实很难，但绝非折中主义，这是一种博大的智慧，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实践，久久为功。中庸之道也并非反对创新和突破，它想告诉我们的是，在创新和突破的时候，如何选择可行和安全，把脚踏稳，而不要为了姿态的能见度，在悬崖边上摆弄英雄姿态，而去其不正，以全其正，心惟精惟一，这才是中庸之道呀。